华硕k401n周琼丨那些古籍收藏的传统和即将湮没的知识-民族史

周琼丨那些古籍收藏的传统和即将湮没的知识-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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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琼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东陆学者。


记忆中,厘正及考订古籍的成书情况、版本源流及相關问题,是当代古文献学家辛德勇先生的长项。除了在版本、目录学上有极高造诣并享誉学界外,他还以爱书、买书、藏书在圈内闻名,是一个“古旧图书爱好者”。他在书籍装帧史的研究中独具慧眼,对一些重要典籍及典籍研究著述的考订和评议,往往精当公允,在一般容易被忽视但又对研究极为关键的问题上,从辨章学术、考订源流中得出客观独到而又富于启迪的结论。
因此,读他的文字,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文献学、古代史,总是让人能从中得到文字之外的收获,尤其是版本目录学的造诣,发乎自己的心得感悟,突出容易被人忽视的常识。新近幸运地获读辛德勇先生新出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一书,再次真切地产生了如获至宝之感。文字中流淌出的淳朴率真的人情、温暖动人的人性,以及无处不在的古典传统文献专业基础知识及传统文化的光辉,让自己被世俗熏染的心,渐渐宁静下来。其中很多自己平时没有在意和掌握的古籍版本及流传、目录源流及衍变等在书本上未能学到的、功底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每每从辛先生平实自然的叙述中,多获教益,时有肃然起敬之感。
开篇读来“闲情逸致”一词,忍不住以为这是辛先生在学术研究之外写的一本风花式随想,或是读书心得等类的散文集,窃以为先生文风大改,心情瞬间愉快松弛下来。但接下来的文字,虽确实是轻松写意的随笔,却陡然间感受到“处处留心皆学问,生活处处是老师”的真谛。自己虽然一直留心文献学的学习,也曾经在学习中做过一些地方古籍的校勘及粗浅的研究,但很多文献典籍的源流、目录、版本及其衍变因缘的“书衣之学”“目录之学”,却不是每个点都明白清楚。学海无涯中,自己学习的很多知识,多是一鳞半爪,文献学专业知识的零碎,不免让自己有了浅陋狭隘之感,读到书中不经意间就说出的非短期修为可达的文献整理及目录校勘方面的专业知识,多是自己此前未入门之处。
因此,《那些书和那些人》开篇就流淌着的既专业厚重而又不乏轻松诙谐情趣的文献学精致且经典的文字,瞬间便吸引了眼球。在情不自禁中,就轻易地沉浸在一个个温暖、动人的故事中。

《那些书和那些人》
辛德勇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该书除自序外,共22篇短文吴云清,记录了辛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20余年的岁月中,在各类书市搜求各种古旧书籍的经过及搜书、识书心得。尤其着重记录了他在20余年搜书、购书、读书过程中,所认识的一个个极为专业的民间收书、卖书、藏书的大家,以及与他们从初识时的生疏恭敬,逐渐到知己相惜的买书、卖书、藏书师友的珍贵经历。这些未能被普通人有缘相识的民间书人的品行,及其对古籍版本、目录的精到见解及其收藏学的专业知识及技巧,反映了辛先生对古籍版本、目录及文献学丰厚系统的感悟及提炼,在信手拈来中,完成了传承古典文化及普及文献学专业基础知识的任务。

最为吸引人的知识点,是关于古书原名与世俗通称之间的处理技巧及方法,尤其是内文题署原名、书衣题写俗称的传统做法,让人瞬间在轻松中有收获新知的狂喜之感。原来,在继承与摒弃之间,古籍文献的流传及运用,可以用如此的方法,在融通中保存古籍的原貌及时代特点。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底,在书里体现得最为独特。从《五代史记》到《新五代史》名称的源流及演变,“欧阳修”与“欧阳”的差异及流传变化等的考辨、新印《二十四史》题名形式的论辩,使读者顷刻间就能明白“欧阳的文集”到底去了哪里,明白了“明人刻书而书亡”的原因、过程及灾难性后果,论点精审深刻、尖锐直接但独抒胸臆。
读者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在重新校勘排印古籍时,完整保留古籍旧本固有的卷端、卷末题名形式的做法,妥善解决照顾习惯用法(俗名别称)与保留古籍原貌之间矛盾的重要性,“今天整理古籍,华硕k401n对相关书名问题,更应心存审慎,尽量保持其固有名称”,这些简洁透彻的启迪,非长期专业修为极致者无以出也。他给出的例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在《由所谓〈新五代史〉的名称及新印〈二十四史〉的题名形式问题》篇中说道:“今天我们在重新排印校勘古籍的时候,若是那个完整保留旧本固有的卷端(其实还应该包括卷末)题名形式,就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妥善地解决照顾习惯用法与保留古籍原貌之间的矛盾。如欧阳《五代史记》,隋雨蒙在新印洋装本的封皮上,可依从社会习惯,题作‘新五代史,而内文则保持文忠公原书形态,印为‘五代史记青木健,其实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有些书籍,本来就这样做过。这就是在《新唐书》的封面和书口上,印的是‘新唐书,内文每一卷的卷端,却都是欧阳、宋祁原来的书名——‘唐书。”
对于明代随意更改古籍的做法,他诙谐的评价让人记忆深刻,在《关于所谓‘新五代史的书名问题》中指出了“从更深一个层次看,每一个书名,都带有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蕴藏着很丰富的历史信息,你给改了,这些信息也就泯灭了”等古籍整理校勘原则,是文献学学习及研究中,应当高度关注及刻意遵守的,“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对相关书名问题,更应心存审慎,尽量保持其固有名称”。故而就有了《明人刻书,书亦亡之》篇后留下了极为幽默的言语:“西洋人有俗语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清朝学者看明朝文人胡乱篡改古书的行径,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只是明朝聪明才子干出的糊涂事,实在太多了,已经不大笑得起来……但遇到了像妄改欧阳著述署名这样的荒唐事,看明朝那些人在改没了书的同时,连带着把人也给改没了,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旧梦已非孟元老》篇中对不读书依靠想当然得出结论的谬误行径做了直接的批评:“所谓‘有学问,在很大程度上讲,首先是读书多。你要是孟钺读过那么多书,最好还是先尊重前辈读书多的人业已做出的判断,不宜在没有充足理由来否定其说法的情况下,就很冒失地讲什么‘且不说宋人有没有多以‘老命名的习惯。”“多提一些想法,哪怕稍显离奇,对学术研究的发展,也会多少有所帮助,至少会有所启迪。然而,要是把这样一些缺乏充足证据的假说,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有些过于草率了。若是……把‘孟钺这一假想的作者,硬行塞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这样的古籍版本鉴定指南性典籍,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了……因而实在担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的‘权威,足以致使各大图书馆都把孟元老的旧梦,改换成‘孟钺其人神游故国的经历。八百多年,好好地过去了,熟知有朝一日,竟会梦是人非。”这些来自文献典籍整理及研究的实践(对后人而言,应该是不可多得的提示),成为古籍整理及校勘中最为重要的经典指导。
因此,文献学初入门者,当以此书为入门的专业第一书,原因有二:一是读来不会枯燥无味,还会让人颇有兴趣地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二是知识性、专业性极高。要入门,就得入正确的、专业的大门,才不至于后来的学习有所偏谬。

在购书、藏书,换书、献书,赐书、搜书之间,亲情、书情、师情、人情不自然流露笔端。黄永年、杨向奎、索介然、田余庆等每位珍书爱书、视古籍如命的老先生个性的率真可爱、淳朴可亲,在三言两语间就被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每每令人不禁莞尔,或是忍俊不禁而呵呵笑出声来。但在随性却严谨的那一段段关于书目版本源流、书林掌故的文字中,当真让人觉得,世间万趣、人间千乐,独不如珍本家藏之妙。
作者从导师处得到的几次“触动”,如学问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夫,于细微之处见功力、于功力之间学真知的感悟,从中尝到的学问为何味以及掌握学问如何做的方法,等等。点滴片段之间,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这于我等后学,何尝不是更深的触动及引导!贯通上下、旁通百家万光旭,广博方能精深,于拓展中积累,何尝不是我辈当行之道!
从那一个个鲜活的看似芸芸众生中普通但实际上又不普通的,懂书、识书、爱书且对学术和历史文化饱含淳朴尊重感情的专家型书商购书、卖书、藏书的事迹,或是片段、零星的叙述及追思中,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中国典籍文化流传中,在北京的古旧书市中,深谙版本源流传承的民间学者所持有的厚重文化底蕴,以及他们对人生际遇所持有的豁达超然态度。这些心态,是他们在洞悉世间万事、明了时代变异及个人的无奈后,对人、事、书所持有的能收能放心境的流露,让人的心境渐渐在一个个故事中宁静下来,“在这个世界,我们来的时候,就注定了都是要走的。能长寿,当然更好;若是不能,那么,在这种出发享受着‘超越于物我之上的平静、舒畅与成功的心境下,突然離世而去,也许是一种福分”。读到这里单挑门,对“福分”一词,有了另一层面的理解及感悟。福分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仅普通人如是,而且书中所涉及的藏书收书、购书卖书、访书找书的那一个个虽然绝尘远去,但却会因辛先生的记录而永久留在中国传统典籍流传史上的可亲可敬又可爱的先生们亦如是。
虽然“书囊无底”一词容易理解,但在学术研究中拥有并明了山外有山的境界,是需要多年实践的摸爬滚打及修炼感悟才能具有的。版本学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传统学术的精髓,也是判断基本典籍早期重要版本及其价值的依据,需要的是“眼光和学术修养”,也需要“烂熟于胸”的古籍版本基础且专业的知识、内在的定力、强韧的坚持,还需要“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就是最好”的心性,再有一点“书运”,才能最终选到中意的、真正值得珍藏的好书。作为藏书史上的过客,尽管“对古旧刻本,都有一种近乎痴情的钟爱”,但藏书、读书的过程及目的,在“疯疯癫癫到处乱跑,探头探脑四处踅摸”中,作者与梁永进、陈东、杨成凯、王树田等同行在相知互敬、惺惺相惜中,兄弟情谊便由此孕育,显得更加深沉悠长、韵味芬芳,“留下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有如与古书一道获得了永恒”。人生境界,于此亦足,“人生一世,能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且亦成名成家,修成正果,拥书自怡于都青年论坛,其乐何如,可想而知”。
书虽然读完了,但意犹未尽。书里记录的那一个个可亲可敬、仿佛就在身边的,同时也不禁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幸遇到的博学真诚的先生们的事迹,依旧震撼着自己的魂灵,字里行间关不住的真情,打动人心。每一篇的末尾,都禁不住眼睛湿润甚或潸然泪下,看完一篇,都沉浸在这些先生离开的哀伤里,无力也不敢马上续读,生怕后面又看到这种人世离散的伤痛。但每一次短暂的放下,却又有更强的吸引力,让自己回到书里,再次在不同主角的故事带来的震撼中,沉浸在那一份份当今时代久违却可亲可敬的真情挚谊里。

很久以来,听到坊间流传的很多辛德勇先生收书、藏书的不同版本的逸事,听得多了,便不知道哪一个故事里的他,才最接近真实的他。读了《那些书和那些人》的文字,便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的经历、感悟,就知道了各种版本的故事多由跟他有接触的师友们友善地演绎而来,其中都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大多的内容,便是流传中加进了人们太多想象构建出来的“辛德勇藏书史记”黄楚标。
在听闻、流传的诸多故事中,自然是缺少了古籍版本目录之学中那些在书本里无法学到的、自己揣摩体味不出来的知识,也缺少了主人公灵动的身影及治学修书过程中横生的趣味。而读他本人亲写的经历,仿佛是听他当面真言讲来的真实感高政宠妻,当然不是一个层面的。其间版本目录学的功底,在涉及每一类重要典籍时给出的古色古香的清晰图片中,形象地再现了传统版本、目录、年代、碑刻、印刷之学的状貌。尤其是现今刚刚兴起、受到人们极大推崇的图像史学的基本特点及功能,已经在他的论著中,得到了初步但完整的展现,这恰恰是新学术这些年在正统学问之外的坚持保持下来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传统学问。
当想到“图像史学”一词时,突然想起辛先生早期其他的研究作品中,好像也运用很多相关的图像,赶紧再次搜索虎跃龙潭。果然不出所料,辛先生早期很多相关的研究论著,无论是《〈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盛大士〈靖逆记〉版本源流之判别》,还是《简论清代中期刻本中“方体字”字形的地域差异》《〈后汉书〉对研究西汉以前政区地理的史料价值及相关文献学问题》《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五百四峰堂诗抄〉〈五百四峰堂续集〉》《河洛渭汇流关系变迁概述》,等,都恰当地运用及展现了中国历史修纂中“左图右史”的基本方法及传统。
这些文章中涉及运用到的图像,不仅有古籍书本的图像、有展现地理山川分布位置的地图,也有人物图像,更有住宅、寺院、寿丘等的建筑图,还有城市结构图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图像所展现出来的客观真实、形象生动、直观明了的研究及视觉效果,是单纯的文字表述及表格统计的描绘所无法达到与企及的。他对图像所做的阐述及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建筑、思想观念、民俗、宗教等方面,每一个图像的贴切运用,都让研究内容瞬时立体丰满起来,让人的视觉及思维也在刹那间丰富充实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在“图像史学”的名词及概念还未被熟知的时候,他在一篇论文中已娴熟地运用了,让人耳目一新。从这个层面上,辛先生无疑应当是现当代意义上的图像史学的早期开拓者和耕耘者。只是运用得熟练了,图像与文本结合、配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已经与思想和问题融为一体,没有了图与文的差别及违和感,甚至是其间展现出来的直观、生动的效果及妙处,恐怕就连他本人,都已经忘记了“左图右史”的史学传统,已经被他自己独特的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所超越了,或许就算是他本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及方法中,应该有一个“图像史学”的名称了。

不仅是那些人、那些书,还有更多没有被辛先生写出来的人、书,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精品典籍流传中不可多得的精髓。斯人斯事斯书,虽然远离如今互联网时代的繁华和便捷,也让当今很多习惯了网络资源的后生学子们无法理解那些远去了的收书、藏书、购书的故事及乐趣太乙天寰录,他在《读书天下,拥书塞上》中说道:“我们对古刻旧本,都有一种近乎痴情的钟爱……因阅读古代典籍的需要,从新式洋装印本,转入线装古刻旧印本,是很滋润的延伸,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拓展研究领域和增大研究深度之后,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但这段在电子书籍流传之前的漫长的典籍保存流传史,是不会被传统文化浸淫及具有文人情怀的人遗忘的历史。
因此,《一起买古书的老杨》末尾说:“在古书面前,虽然每一位收藏者都是过客,但能夠在藏书、读书之后,留下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犹如与古书一道获得了永恒。”这样的想法,代表了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书籍流传、经营、保存中的思想、原则、方法等的水平及格调,是不能从其他书中学到的基础、专业的“学问”。
《那些书和那些人》中的每一篇、每一段文字,都流露出浓厚的重视、传承文献考证传统的思想及初衷。在论述中,还侧重通过那些常见的文献及典籍九二海战,对其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考辨,步步深入地拨开迷雾及谬误,最终解决学术研究中悬而未决的关键或疑难的问题。正如他在《辛德勇小传》中所说的一样:“至于具体的选题,我更喜欢尝试解决一些艰深疑难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前人反复探究却依然缠绕未解的‘死结,而不愿意做所谓通论性的梳理和归纳。”
更让人不能忘怀的是,书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对前辈、大师的尊爱之情、敬重之谊、藏书换书之义,不仅每每让人沉浸在斯人已逝的伤感中,但也一次次让人感受到,中国无论如何变迁查传倜,总是还存在,还有一批像辛先生这样的执着于、继承着传统的学者,在默默地遵守、秉承并坚守着传统学术的精神及原则,在教学及研究中,传承、发扬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是在当代,这样的学者日渐少了。正因为如此,辛先生最后的话,更让人由衷地敬佩起来:“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同时也在教书中自得其乐,这是我过去的经历,也是今后的生活。”
当然,以后的路还很长,读书探索的路,依然漫漫,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历史地理学之外,在地理学史、政治史、印刷史和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碑刻学及古代天文历法等诸领域的研究黄宝强,无论是上古还是近代,都将会延续“无意拘守于一隅”的风格,将会让我们读到更多更精致独到的作品。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8期,第113-119页。民族史∣一个有用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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